经济的好坏在民营，民营的好坏在信心。信心从哪来？在经济的好坏。绕了一圈又回来了。一种恶循环的发生，说明遭遇到系统性的问题，并表现为悖论。

民营现在面对的问题太多了，随便一个问题，都足以摧毁民营的信心；比如：长期拖欠款。但是这类问题还是有解的，经济下行的压力继续加大，不解决就出大问题，触及到了所有方面的利益，自然就解决了。

真正影响长远且深刻的，是悖论，是民营经济剪不断、理还乱的悖论。

第一个悖论：理论与现实的悖论

我们在改革初期时，是完全实干的作风。

理论上的事争论不清，就先搁置，是先破后立。那时邓公问：为什么雇佣八个工就成了资本家？专家说找不到出处，邓公说那干脆不找了。其实，找到又如何？二百年的一句话，解决不了就业的问题，成千上万的城市青年上山下乡，说明生产力没有得到充分的释放，不还是要去解决问题，发展市场经济？

但是，建国之后，中国在社会科学方面，在基础理论上，特别是经济学领域，没有什么建树。全国1440家马列学院做的是中世纪经院哲学解释学的功夫，可以说，离实践很远，完全沉醉于自娱自赏的逻辑。

直到今天，我们还在争论二百年前的古老话题，在批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，无法走出塞纳河畔；然而，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，一个智能机器人的出现，通过无人工厂足以推翻《资本论》中剩余价值的公式，因为可变资本消失了，不再具有原理性的价值，它注定是一个无法量化的公式，失去了现实性。在资本组织起来的现代大生产中，无数细分的序，无限延长的全球产业链上，又如何计算出每一个口径上的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率？有谁能算出来华为某车间员工创造了多少剩余价值？

何况，现实的社会大分配，从来也不是资本与劳动的抽象关系，主导社会大分配的是财政，不是资本；你的社会保障机制不如北欧，不仅仅是因为人均GDP低于北欧，也是因为财政主导的分配比例远低于北欧。把枪指向资本，居民收入也上不来，还要去搞什么削藩均田，那更是自杀式的终结。都削成了武大郎，谁还会去抢篮板？

理论是航标，也是工具。

从中国经济的现实出发，民营经济必须发展壮大。这才过了几年？方向性的定位无比重要，民营经济失去了信心，它的状态直接影响到了整体经济。

经济是一个漫长的层垒过程，并不是用几个正义的口号就可以抹去民营的56789，那是实实在在的经济。以就业为例，社会贡献率56789中的8，是指民企支持了85%以上的就业。一国经济的好坏，最终要落脚于民生，而民生主要看就业和财政主导的社会保障体系，这两方面都是企业在下定义。企业的收入实现了对就业增长的支持，企业的税收大比例上交给财政，财政再用于提供社会保障，居民的收入就是这样炼成的。而网上很多思维扁平的正义之士，会很虔诚地问：民营给社会做了什么贡献？

民营可以离场吗？

现实中离不了，民营支持了近四亿就业，以中国现在强大的经济力量，《报告》的年度就业计划也只有1200万人，要置换民营四亿的就业提供，至少三十年。

民营不可以离场吗？

《共产党宣言》明确指出：“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：消灭私有制。”

这就是悖论，是一个世纪也绕不出去的理论与现实的悖论。

第二个悖论：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悖论

政策语言的定位，要自上而下地去解读，否则也会陷入矛盾。

《意见》出台，对民营经济的市场地位，做了很重要的修正。民营经济将是下一个百年计划的生力军，不但不会离场，而且要“发展壮大”。但是，回到现实，感觉山还是那座山，民营经济的市场地位已经固化了，民企与国企享有同等的市场地位，只能出现于个别的场景中，比如，某一个需要试错机制的科创项目，整体上所有制决定了不太实际。

为什么？

这就存在一个理解的问题，要从大政策去解读，两个毫不动摇已经很清楚。首先是理直气壮地发展国企，国企是中国经济的掌门人，以公有经济为主导是体制的本色，不能变。在这个前提下，中国的市场经济不可能公有与私有平行，如果完全市场化，在同一个竞争性领域中，国有企业失去资金、贷款利率、税收优惠、市场准入、财产补贴的各种优势，走出政策的摇篮与民企进行充分竞争，很可能会打破公有经济的主导地位。

这就是悖论。

既然中国已经结束了计划经济的模式，选择了市场经济，那就要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，必须是一个以法治为灵魂的平等竞争的营商环境，从而实现以市场主导资源配置的政策方向。相反，为了确保公有经济的主导性，就会超越法治经济，通过非市场化的行政干预，对非公经济进行“规范有序”的治理，那么，与市场经济在方向上就出现了相互背离。

我们完全有理由，以不允许私有化的名义，取消任何一个行业中的私人产权，那样一来，市场经济的调节功能就失效了，失效的本质是失去了市场经济起码的信用体系。

当资源调配不再是以市场需求、效率、就业为引导，而是为了所有制的锚定时，就会引起资源错配，大量的投资表现为低效，甚至以债务的形式锁死在了长期项目、钢筋水泥和异质资产中，无法有效地带起需求与居民收入，而民企一旦失去了平等竞争意识，曾经叱咤风云的商业大佬集体选择躺平，民间投资增速连续十年以两位数下滑，大资本选择了沉没。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长远且深刻。

近两年的政策想重建民营的信心，但大前提不能变，这就是必须在公有经济为主导的前提下，从民营经济的角度看，这个大前提为民营的“发展壮大”定了位，民营经济是有边际的，只能是补位，因为我们走不出所有制悖论。

如果你一不留神，超出了这个边际，准备好放弃实际控制人地位吧。

第三个悖论：体制成本与资本积累的悖论

民间大资本会有这样与那样的顾虑，一般的中小微企业又如何？理论上，中国的超大市场，完全容得下国企与民企共存。

这还是存在一个基本的营商环境的问题。

应该说，政策一再努力想给予民营，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更多的纾困措施，但是，经济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利益分配，在社会分配的三方中：企业、居民与财政，财政才是主导一切的，分蛋糕的叉子在财政手中。如果把所有关于企业税收、居民社会保障的数据一一列出，你会感受到一种心灵的震撼，中国的民营经济太难了，中国的老百姓太好了。

客观地说，与西方发达国家比，不用比富裕程度，因为中国是从一穷二白起家，需要财富积累的周期，单比平衡关系，我们也有较大的距离，以刘元春的数据为例，中国社会保障支出，在GDP中的占比不到3%，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在30%以上，这说明了什么？是对民生不重视吗？当然不是，是体制性的财政支出太庞大，蛋糕分不过来。

这就是悖论。

一方面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，这是中国人的荣耀，那就应该是一个小政府，大市场。财政要把更多的钱省下来，眷顾还有九亿人月收入在二千元以内的民生。

然而，实际情况是，中国是一个高税制国家，地方财政有三大块收入来源：巨大的税收，巨大的土地出让金，现在又加了一个巨大的融资，可钱就是不够花。自己都不够，又如何对向企业提供更多的减免税政策，又如何去实现全民共享的医疗、教育的全免费制度？

中国的历史上，从来都有财政运行中的扩张成本的冲动。机构越减越多，人员越减越冗杂，文景之治还能实行轻赋税，到了汉武帝时，经济与军力都要强大得多，但花钱的能力也阻挡不住地在膨胀。

体制成本过高，会引起一些寻租性的行为，看起来很合理，头头是道，其实说到底是利益。比如，建筑行业的安全许可证，当然有必要，执行起来就变味了，成了一条龙服务的向企业寻租的方式，是要花钱，要养证的。其实，大多数企业都是形同虚设。这类的寻租经济一多，企业的利润空间也就挤占光了。

于是，民营经济天然地成了寻租的对象。虽然政策在努力恢复民营经济的信心，但地方财政集体入不敷出，要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维持正常运转，有强烈的寻租冲动，这决定了，出台的政策清规越多，民营的营商环境越紧张。管制多，帮扶少，收费多，减费少，民营经济得到积累，地方财政无法扩大的税基，绷得越来越紧。而有一个方向不会改变，在今后的许多年里，只要房地产不能回暖，地方财政的债务就只会扩大，不会减少。

地方财政寻租越多，企业的生存越艰难，地方财政的税收，越是追赶不上体制成本的扩张，寻租的现象就越普遍。从而构成了体制成本与资本积累的悖论。

悖论的形成是一致的，都可以归结为体制机制与市场经济的内在冲突。在一个历史长河中看曾经的改革开放，不过是迈出了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第一步，身体很诚实地进入了市场，但思维定式以及政策的核心价值取向，还是植根于经典理论的逻辑架构，没有变。

有人说，现在体制机制是新型的，是创造性的“中国模式”，确切地说：中国经济模式远没有定型，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，是打左灯向右转，还是打右灯向左转？

感觉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，一切都很矛盾，最终要看经济到底会走到哪一步？

（永不出场的戈多，优质财经领域创作者）